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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每天消失行政村20个 十年后谁种地?  

2011-11-06 01:23:30|  分类: 推荐佳作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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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每天消失行政村20个 十年后谁种地?

【这是个严重的问题。说明我们的政策不全面、不配套,顾此失彼。谁之过?主管部门自然负有责任,可那些经济专家们,你们就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吗?】

我国每天消失行政村20个 进城务工人员总数已超过2.4亿

  近年,“民工荒”的问题引起普遍关注,所谓刘易斯拐点和“人口红利”问题的讨论也此起彼伏。然而,就在人们对“民工荒”问题寄予注意的同时,却将藏匿于“民工荒”背后的另一种“劳工荒”现象——“农民荒”给有意无意地忽视和屏蔽掉了。一个农业大国出现了“农民荒”,这是一个重大的国情变化……

  ●“年轻人成了稀罕物” “农民荒”前景不容乐观

  “如果不算留守儿童,村里常住的劳动力里边,最年轻的是一对46岁的夫妇。”这是在河北省崇礼县狮子沟乡西毛克岭村调查的情况,如今全村在册人口458人,实际常住人口216人,村里青壮年均外出务工,60岁以下劳动力屈指可数。

 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赵家沟村,情况大致类似。赵家沟村户籍人口数234人,在村常住约130人,基本上也都是老年人和儿童。2011年6月,中央国家机关青年“百村调研”发现,河北、山西、湖南、内蒙古等其他省(区)的情况,大致都是如此,本来是农业大省的中部广大农村地区,年轻人变得越来越少。

  据了解,农村人口大量外流,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是当前“三农”问题的突出现象。农村人口外流在给经济增长与发展带来收益的同时,也给农业农村的发展带来了务农劳力缺乏的“农民荒”以及相应的连锁反应等一系列问题。

  2006年,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《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》课题组就新农村建设现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调查,共涉及17个省(市、区)、20个地级市、57个县(市)、166个乡镇、2749个村庄。结果显示,74%的农村已无可以进城打工的“剩余劳动力”,仅有25%的农村还有四十岁以下的劳动力。5年过去了,情况更为严重。

  由于没有充足的劳动力,近年来农村土地撂荒日益严重,影响农业稳定和粮食安全。据了解,在湖北省滨湖村,由于劳动力短缺、种粮效益较低等原因,农民对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兴趣不大,2008年全村耕地撂荒面积达40%以上,并且还存在“隐性撂荒”现象,本来可以种植双季稻的水田,一半以上都只种了单季稻。

  据调查,尽管在山西临汾市永和县赵家沟村目前的2500多亩耕地中,还很少有撂荒的现象,但是前景不容乐观。目前种玉米、核桃等的主要劳动力都是60岁左右的农民,纯朴的农民大叔大娘,出于对土地和耕种的自然感情依然坚守耕作,但是现在每人平均要经营20-30亩耕地,基本依靠人力和畜力,劳动力“超负荷运转”。该村已经出现种粮的农民不足,再过5-10年,这些老人无法劳作之时,种粮主产区的劳动力将后继无人。这些地区农田分散,土地流转实践也不成熟,社会资本进入集中耕种的积极性并不高。如果若干年“农民荒”没有得到缓解,农村已经存在的“撂荒”现象将会愈演愈烈,由于粮食生产的季节性,一次发生,影响一季,持续发生,将会恶性循环,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。

  ●“娃娃们越来越少” 农村义务教育形势严峻

  “原来乡里建设的行政村小学,有的已经只剩几个学生,有的校园已经撤销,人去楼空,被用来养猪和他用。”

  据山西省永和县坡头乡校长杨香瑞介绍,近年来“娃娃们越来越少”,在上世纪90年代全乡小学生最多时约有800位,2007年减少为200位左右,2009年开始减少为90位左右。现在全乡已经没有初中学校,原有的初中改成了中心小学,有教职工24位,现在中心小学只有68名学生,其他行政村还有4所小学,共有21名学生,平均每个小学5名学生。乡里一个青年村民介绍说:“我记得我姐姐读书的时候,我们小学,都是50-60人一个班,现在我们800人口的村小学,今年3个学生,一个老师,只开到3年级。”

  据调查,乡村小学学生数量减少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,一是农村人口出生率下降导致的适龄儿童的减少,近年来该地农村大多家庭只生1-2个孩子,而上世纪大多4个孩子左右;二是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带走了适龄儿童;三是乡村学生转到县城、城市等教育条件更好的地方上学。

  眼看自己的学生越来越少,杨香瑞校长感叹不已:“3700平米的校园面积,新建的校舍总投入130万元,如果学生继续减少,国家对学校的教学、住宿等基础设施、教职工的经费财政投入将面临巨大的浪费,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将受到极大影响。而现在,那些跟着打工的父母出去的娃娃,在城市接受教育也是困难重重,进好学校费用高,自办的学校师资和硬件条件也跟不上。”

  据了解,由于农村适龄儿童的大幅减少,农村义务教育的出路需要随着“服务对象”的转移而转移,根本的解决之道是统筹城乡义务教育,进一步扩大县城、大中城市的基础教育学校规模,平等地对城市户籍和流动适龄儿童提供义务教育。加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和校舍建设的前瞻性,摸清情况,提早应对,对于一些尚未投入农村校舍建设的县域要集中力量办好县乡中心校,暂缓建设新的村小学,加大中小学生的住宿补贴和伙食补贴政策力度。

●“那些消逝的村庄” 农村传统文化正在消失

  农耕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,中华文化的灵魂和精髓与农耕文化和生活形态密不可分。然而,在当前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,广大农村和农耕文化正在消失。

  据《中国统计摘要2010》的统计数字显示,全国的村民委员会数目,从2005年至2009年逐年减少,分别为62.9万、62.4万、61.3万、60.4万、60万。平均计算,全国每年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。

  这说明,在中国这个曾以农业文明兴盛的广袤大地上,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正在消失。

  在山西赵家沟村,由于人口大量外流,留守的村民除了偶尔看电视和电影下乡外,目前传统文化生活基本处于空白,传统的社戏、戏曲、民俗活动已经基本上“曲终人散”。赵家沟村的古戏台已经破败不堪、长满杂草。按照目前的趋势,再过10到20年,随着老人陆续过世、儿童外出求学,赵家沟村这样典型的黄土高原的生态村落,可能将面临“空巢”的境地。在赵家沟这样的村庄,农村的传统和文化生活形态将只能成为记忆中的往事。这样的情况在南方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同样触目惊心。

  在广州清远连州市文化广场旁,乘45分钟的公共汽车,再徒步走40分钟的山路,穿过连绵山坳,便到了河背村。这是一个普通的粤北小山村。现在,一年中最热闹的春节,也未能给它带来一丝生机——原本23户人家的村庄,如今搬迁得只剩下两户村民。

  ●“跳出农门是美好理想” “有地必种”怎样落实

  “农民荒”背后,有着多重原因。

  当前城乡一体化中的农村向城市的单向输出,即在城乡二元结构之下的城市化过程中,由于农业和农村投入产出率相对较低,相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较差,农村的人才、劳动力、资本等持续、单向地向城市流动,导致农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呈现资本和劳动力净流出的现象。这种情况在距离城市较远的农村更为明显,尤其是以种粮为主的农村。这种单向输出加剧了“农民荒”现象。

  当前,传统农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潜力有限、收益率低。由于农业发展的基础薄弱,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较差,传统农业比例大,收益率低。

 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赵家沟村,村民董维红介绍说,他2010年种了24亩玉米,收获玉米约3万斤,销售收入3万元,种子化肥等成本投入1.3万元,如果计算上每天的劳动力成本70元至80元,一年到头净收益几乎没有。湖北省滨湖村农民给调研组算了一笔账:好年景种植1亩双季稻,购买种子、化肥至少需要400元,购买农药也需要50元,这还不包括请人帮工等其他支出;而两季稻谷最多收获1500斤,市场价不到1800元,相当于外出务工1个月的收入,一旦遇到干旱、病虫害等情况,算上抽水的电费、油费等开支,“种田还要倒赔钱”。

  与此同时,青年农民“跳出农门”的愿望越来越强烈。在青年一代农民中,“打工越来越成为农民收入增加和谋生的主要办法”,“城乡流动、迁移并定居城市日渐成为农民的强烈愿望”。因此,青壮年劳动力由于种地纯收入太低、种地条件太苦和不体面而不愿回村耕种。

  农村生育率下降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“农民荒”。由于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影响,近年来,农村生育率大幅下降,少年儿童急剧减少,农民后继乏人。

  粮食始终是经济发展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基础,任何时候都不能出现闪失。保住18亿亩耕地,最重要和最实际的是要“保住耕种18亿亩地”,“有地必种”比“有地可种”更为重要。要想从根本上解决“农民荒”问题,必须调动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,逐步提高粮食等农产品价格。同时,要完善农产品补贴政策。

  在当前粮食价格还不能较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,对于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撂荒土地的区域,农户和社会资本进入的积极性不高,需要弥补“市场失灵”。对于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撂荒土地的区域,专家们建议中央和地方出台措施,吸引产业资本,依靠农业龙头企业或者种粮大户,组织粮食生产,确保在“有地可种”前提下的“有地必种”。同时,在企业大规模进入农业生产领域的情况下,要确保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。(李旭鸿 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)


 农民荒,“荒”在哪

保住18亿亩耕地,最重要和实际的是要“保住耕种18亿亩地”,“有地必种”比“有地可种”更为重要。国际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,作为13亿人口大国,我国确保粮食安全不能寄托于国际市场,必须依靠国内基本自给,自给率应达到95%左右。要想从根本上解决“农民荒”问题,必须调动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,关键在于调节粮食生产的“利润率”这个支点,从降低投入与提高收益的角度双向调节。

笔者以为,最根本的还是要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,建立农村社保制度、改革城乡户籍制度、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,扎扎实实的落实“工业反哺农业、城市支持农村,实现工业与农业、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”的要求。与此同时,应进一步完善价格与补贴政策。而从价格和补贴两者看,重点是价格。近年我国逐步提高了粮食最低收购价,从长远看,还应进一步提高,将稳步提高粮食市场价格作为粮食价格调控的指导思路。种粮的财政补贴政策,由于政策执行成本较高以及“骗补”现象、对市场价格的扭曲效应等问题,可作为辅助手段。

从农产品补贴政策看,应进一步提高补贴价格,完善补贴发放方式,严格补贴监管。财政补贴的侧重点有必要从“补耕地”改为“补餐桌”。在将针对种粮补贴政策作为鼓励农业生产辅助手段的同时,侧重研究对于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上涨对城乡中低收入群众的影响,予以财政补贴。

此外,应支持社会资本进入规模化农业生产领域。建议中央和地方出台措施,吸引产业资本,农业龙头企业或者种粮大户,组织粮食生产,确保在“有地可种”前提下的“有地必种”。同时,在企业大规模进入农业生产领域的情况下,要确保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。同时,需要加快完善农业相关政策,降低农业生产成本。一是完善农村金融信贷政策,降低农业资本使用成本;二是完善农机具补贴政策、加强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交通和气象等设施;三是完善农村物流条件,降低农产品外销的物流成本;四是稳定化肥、种子等农资价格,降低农业生产成本;五是完善涉农生产服务业的税收、收费政策。

当然,最为根本的,还是提升农民的自豪感和归属感。其中,还有一些深层次问题亟待破解。比如,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权的流转制度,能否推广一些地方建立的土地入股、“反租倒包”等土地流转做法,实现规模经营?能否成立土地经营权流转服务中心等中介组织,或由村委会将规划范围内的农民承包地“反租”过来,从事集约化经营?此外,如何更深层次地将农民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范畴,使农民“学有所教、老有所养、病有所医、定有所居”?如何提高农民的职业“吸引力”?种种问题,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一一破解。(江 羽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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